沙叶新转发:这才是真正的警察叔叔!
2011-01-30 07:34:06
  • 0
  • 122
  • 723

沙叶新按:转发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,这让我想起我尊敬的长先生说的一句话: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。文章中所提到的杭州几位警察就有这样的力量,人性的力量、爱心的力量,让我们激动,让我们温暖。我常常对青年说,尽管社会黑暗,尽管社会肮脏,我们都要坚信,总会有正义,总会有光明,总会有好人,总会有善良。即便在先贪起来的体制内的人,即便在滥用公权的“专政机关”里的人,即便在早已不纯的党员队伍中,即便在十官九腐的干部群体里,都因为不是铁板一块,都因为不是漆黑一团,所以都不乏怀有金子般的心的大好人……有了以上种种,我们就有力量,我们就能逐步改变现状,我们就能逐步升起太阳。

顺便向诸位网友汇报,我17来到纽约,看儿孙、写小说。最近写了一篇短文《闲居纽约说闲话》,将在一周后贴到我的博客上,欢迎各位网友批评指正。

沙叶新2011129于纽约

这才是真正的警察叔叔

5年来,吴仁贤的生活几乎整个变了样儿。他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,开上了不同的车子,当年还念初中的女儿也已经考上了大学。但有一件事,却从没变过。

每个月,这个杭州滨江区的45岁男人都会亲自或委托别人,将一笔数目基本固定的钱通过银行打出去。这些钱,有的来自同事和朋友,有的来自陌生的捐助者,还有的是他自掏腰包

垫上的。

然后,在海南某所大学附近的自动取款机里,小梅会取出这笔钱,再将它分配成自己三姐妹的学费和生活费,分别寄出。

自从5年前母亲被杀以后,这笔钱是孤儿小梅和两个妹妹必需开支的来源。但她却并不熟悉吴仁贤。他们通电话的次数不多,有时一个月才一次,通常都是简单交代完就挂掉。

在电话里,小梅称吴仁贤“吴叔叔”。发短信时,她会用“您”这样的尊称。

他们只见过两次面,交流也不算多。旁人要是问起来,小梅甚至说不出吴仁贤太多特点。但有一次,在一条节日祝福短信里,她忍不住给吴仁贤写道:“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!”

这个像“父亲”一样的男人,在一个非常悲惨的时刻走进小梅的生活。

2006年3月25日凌晨,小梅的母亲被杀死在杭州市滨江区的一间出租屋里。案情很简单,警方很快侦破了这起抢劫杀人案件,几名在附近工地打工的嫌疑人被抓获。但被害人的故事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一年前,她来到杭州滨江新区谋生。作为当时参与侦破的滨江公安分局重案中队队长,吴仁贤至今仍然不愿意公开提起她的职业。他只是引述一家媒体的报道,称她做的是一份“对女人来说并不光彩的职业”。他坦诚地说,一开始,自己对这个女人心里有过轻视,但随着在破案过程中逐渐了解了她的命运,他逐渐觉得,这个女人不容易。

她的丈夫、小梅的父亲,1994年在广州打工时遇上车祸身亡。他本来是想出去替孩子挣点学费的,但因为肇事者逃逸,他死后连一点赔偿都没有换回来。从此,年轻的母亲就带着3个女儿在湖北农村的老家与父母一起居住,务农为生。起初,学费还可以用粮食来顶替,但到2005年的时候,这做法已经行不通了,家里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拿不出,她只好出来想办法。她的亲戚回忆称,当时因为年纪太大,文化程度不高,工厂不肯收这样一个女人,于是,她跟着一个同乡,来到杭州“打工”。

“她一个女人,一无所有,靠什么养活3个孩子?”说起这件事,当年的警察们如今还是在私底下承认,“凭良心说,她当时的确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案发之前,这个41岁的瘦小女人刚将自己攒的钱寄回给湖北农村老家的孩子,因此,劫匪只抢走了一部手机和130元钱。但据他们事后供述,为了保住这不多的一点财产,女人拼命捂住口袋抵抗,结果被杀。

熟悉她的人勾勒她生前的景象:节约得很,从不打扮得花枝招展,用别人的话说,“恨不得连房租都不想交”。一名当时参与办案的民警回忆说,对一个赚钱很不容易的人来说,“抢她这些钱就跟要她命似的”。另一名警察则对案发的那间出租屋印象深刻,因为里面实在太简陋。它位于一片流动人口聚居的棚屋区内,除了一张床、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做饭用的煤气灶,什么都没有。

这个母亲把赚来的大多数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。孩子们只知道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挣钱。而她则要等到寒假和暑假时才能和孩子们见面。小梅回忆,妈妈打工回家时,会给她们买各种礼物。她扯来花布给女儿做成睡衣,还给她们买过漫画书《聪明的一休》。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女人反复叮嘱自己的女儿们,一定要好好读书。

那年春节过完后,她把大女儿小梅送上了开往学校的车,然后再一次来到杭州,赚取一家人的生活费用。原计划,她们会在暑假时再见面。但那却是最后一面,不久后,这个被生活折磨已久的母亲被连捅几刀,死在那间低矮狭窄的出租屋里。

陌生人对吴仁贤来说,小梅本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。但当他知道她的存在后,却没来由地替她操起心来。

起初,他连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母亲遇害后,小梅从老家赶来处理后事。吴仁贤因为在外面侦破,没有见到她,只是从同事们嘴里听说,她长得又瘦又小,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球鞋, 低着头,大眼睛里充满惊恐。

与往常一样,办案的警察们凑钱替小梅的母亲办完后事,又给她凑了几千元钱,送她回家。这些常年跟凶杀案打交道的刑警们自称接触的是最底层的生活,早就熟悉了这种悲惨的故事。每次遇到可怜的当事人家属,他们都会忍不住捐些钱。“一般只能尽力帮点儿。”一个当地警察说,“这种情况太多了,谁也帮不过来。”

然而5年前,小梅母亲被杀一案结案后,这群警察在专案组办公室里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时,却觉得不是滋味。即使见惯了苦难的他们也觉得,这个家庭实在太可怜了。

由于侦破需要,吴仁贤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大致故事。他现在已经说不清,当时是什么促使自己下定决心要帮这3个素未谋面的孩子。他有一个跟其中的老二同岁的女儿,有一个下岗在家的妻子,人们都觉得,他算是家庭压力相对较大的。

在背后谈论起吴仁贤时,同事们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,“老吴是个铁公鸡”。

这个中等个头、喜欢讲笑话的杭州本地男人,“不该花的钱从来不花”。他最大的爱好是登山,因为这“相对比较省钱”。他的手机用了几年都没换,表面磨得太厉害,拿在手里扎得人生疼,他却觉得用着很好。当别人当面调侃他的节约时,他也嘿嘿一笑,表示默认。

5年前,这个“铁公鸡”却突然决定掏一笔不小的钱给3个陌生的女孩。他还开始四处张罗,替她们募捐。

“孩子还是要读书。”他这样分析自己的动机,因此,他主张大家一起将3个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。

那段时间,熟悉吴仁贤的人发现,他嘴里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。他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件事,当着邻居说,当着朋友也说。他很讲策略,从来不主动提钱的事,而是绘声绘色地给听众讲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。结果,到最后,不少人都被他嘴里的故事打动了,有的主动就提出来,“是不是应该帮帮她们?”

为了不伤害女孩们的自尊,吴仁贤特地打电话给她们的一个亲戚,请她向小梅转达了自己想替她们募捐的打算,并征求她的意见。得到允许后,捐助就像模像样地开始了。

5年来发生的每一次捐助,都是不声不响进行的。吴仁贤和他的警察同事们,首先捐了钱。当地一个工业园区的负责人在园区里发动了一次募捐。这些来自陌生人的钱凑成了两万多元。后来,类似的捐助越来越多,一家银行的员工们听说后,也悄悄进行了一次捐款,把钱打到了吴仁贤开办的银行户头上,事先连吴仁贤本人都不知道。

这些捐款者,有官员,有富豪,也有普通的打工者。其中有一个很积极地参与捐助的官员,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刑。这让吴仁贤感叹,有时候,好人和坏人很难完全分清黑白,“有污点的人身上也有闪光之处”。

第一次捐助完成后,小梅已经考上了大学。吴仁贤将这笔钱一古脑寄给了她。但他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妥当,因为他怕孩子们觉得“钱来得太容易”,不利于她们成长。于是,他计算了姐妹3人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开销,按次把这些钱打到小梅的银行卡里。

从此,这些从陌生人手里一点点汇集的钱,不断被寄给小梅和她的两个妹妹。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。为了与小梅沟通,吴仁贤特意拜托几位女同事与她联系。几年前,吴仁贤调任滨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,捐赠的风气也跟到那里。2009年,分局的领导听说了这件事,干脆把它变成了分局的一个行动。每当账目上的钱不够时,民警们就开始每人几百,将钱凑够。有时候来不及募捐,吴仁贤就先拿自己的钱垫上。

他替这3个面都没怎么见过的女孩操了5年心。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和小梅第一次通了电话,也不记得每次谈话的具体内容。从小梅嘴里,他听到三姐妹一年年的成长。小梅毕业了,妹妹们也都慢慢长大。除此之外,他对她们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。

刚大学毕业的小梅,已经学会把很多事放在心里。她不喜欢和人聊天,不爱谈论过去。她文体活动不好,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。这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女孩最喜欢做的事,是一个人看小说。电话里,她说话的声音又细又轻,让跟她通电话的警察们“听了就觉得心疼”。

但是,自从得知妈妈被害的消息后,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孩却觉得,自己“变成了一只老母鸡”。

她竭力担负起大姐的责任。尽管和两个妹妹分隔两地,但她习惯于遥控她们的生活,甚至干涉她们的所有选择。电话里,她总是拿一些自己听来的大道理教育她们。生活的重担一股脑压在她身上。尽管有吴仁贤等人的捐助,在海南那所大学里读医科的小梅,还是把大多数空闲时间都用来勤工俭学。除了做家教,她平时晚上到学校的食堂打工,到了周末,则跑到附近的动物园里,帮忙检票。

以至于,当别人让她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,她除了“每年都能拿个三等奖学金”这些话题,竟然说不出太多。

“如果你像我一样失去了这么多,你就会对拥有的一切都特别满足。”有一次,她在电话里描述自己的生活态度,像一个久经沧桑的人那样叹了口气,“但你不会懂的。”

有时候,这个有点儿多愁善感的女孩心里也会有很多困扰,她时常发现自己没有可以倾诉的人。久而久之,小梅已经学会用许多有板有眼的句子鼓励自己。她相信“努力就会有收获”,相信“人应该靠自己的双手活着”。

这个总喜欢把“自立”挂在嘴边的大姐,一遍遍地教育自己的妹妹们,“只要一家人都过得快乐就好,不要羡慕别人的金钱和财富”。有些话,是从吴仁贤那里听来的,小梅也会在电话里告诉吴仁贤,妹妹们很听话,都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。

刚找到一份工作的小梅说起自己微薄的工资,还是有点不好意思,但她觉得挺自信。“我没什么太大的野心。”她说,“但我只要努力,一定能把现在的事情一点点做好。”她给吴仁贤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自己终于可以自力更生,养活妹妹们了。

让小梅最高兴的,是两个妹妹也都考上了大学。学幼师的小妹已经开始实习,第一年就被安排做大班的班主任。她把这件事当作天大的喜讯告诉了吴仁贤,吴仁贤也跟着高兴了好半天。

在吴仁贤印象里,除了每次寄钱时的简短交流之外,他几乎从没有听小梅提起过她有什么困难,或是情绪不好。“可能是因为她怕我工作太忙”,吴仁贤说,他们的电话总是很快就挂掉。

但他后来才知道,他是小梅和妹妹之间最常提及的话题,妹妹们早就盼着能见到他。小妹才实习了没多久,她周围的人们就都已经知道她“有一个吴叔叔”了。

有些事情是吴仁贤从来没有听小梅讲起过的。相比接电话,小梅更喜欢读信,因为她觉得,电话挂掉就没有了,而信却可以一遍遍读。几年前,吴仁贤托他的一位同事给小梅寄去一些杭州特产,这位女同事顺手写了一封信附在里面。

这封字数不长的信,被小梅仔细地收在身边,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,“不知道看过多少次”。从那以后,她再也没接到过来自这些陌生人的信。直到如今,小梅还是将这封信收藏在自己的相册里,随身带着。她说,这是在她感到苦闷时,能用来抚慰自己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。

对小梅,吴仁贤了解得实在太少。每当要向别人形容她时,这个经验老道的刑警总是挖空心思,才能说出“懂事”、“坚强”这样几个干巴巴的词。然后,他会承认,他对小梅其实并不了解。

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,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小梅。那时候,小梅需要实习,他就托朋友在杭州给她安排了单位。为了“避嫌”,他特意喊上一个朋友到火车站去接小梅,并且带着全家请她吃了顿饭。这次见面并没有给吴仁贤留下太多印象。他只记得,小梅“看上去很阳光”,很懂礼貌,知道如何跟人说话。

不久前,已经工作的小梅到杭州出差,他们又见过一次面。这一次,他们“像家人一样聊天”,彼此也熟悉了很多。但这种熟悉显然并不够。很多问题,他觉得“不好问”。

起初,吴仁贤觉得,自己的打算完全是“顺手帮助一下”这3个孩子。“如果知道这会影响我自己的生活质量,”他字斟句酌地说,“我还真不一定会帮她们。毕竟,我也不是个伟人。”

但时间久了,他却不得不承认,他对这3个孩子好像“已经有了些责任”。

这个捐助者从没和小梅的两个妹妹通过电话或见过面。但他很愿意听小梅转述她们两个人的近况。有时候,在电话里听到她们的好消息时,他会忍不住站起来,脸上充满得意的表情,连笑声都格外大。

吴仁贤说,帮了她们这么多之后,每次知道她们一点点的成长和进步,自己都会觉得很欣慰,很快乐。虽然是他在给孩子们钱,他却时常觉得,“自己才是被帮助的那个”。

他有意无意地在掩饰这种感情,并且不大愿意当着别人承认这种责任感。如果被问起来,他会说自己只是“想尽量让3个孩子过得好一些”。但在旁人看来,他却经常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护着这3个女孩。捐助的事情被媒体知晓后,有记者通过他拿到小梅的电话,采访了她。他觉得对方可能伤害了小梅,心里又生气又懊悔,从此一概拒绝记者与小梅联系。这个脾气温和的老好人,甚至不惜为此得罪别人。

作为一个老刑警,吴仁贤以判断敏锐、抓捕迅速而闻名。他曾为了追踪一个罪犯,在贵州的深山里待了几个月,也曾在逮捕罪犯时面临过非常危险的局面。但作为一个父亲,吴仁贤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。

他的女儿如今正在复旦大学读大四。一提起她,这个一贯谦虚的男人总是变得很骄傲,滔滔不绝地列举她的英语成绩有多好、高考时有多坚强、平常有多懂事。他甚至总结出一套教育经,碰到有孩子的人,常忍不住跟人家分享。

吴仁贤觉得,刑警生涯让自己变得耐心而缜密。他善于揣摩女儿的各种举动,并很小心地避免伤害她。有时候,他能从女儿的一个眼神里,看出她不愿意做某件事,或者从她一句话里听出言外之意。

这份细心,也被他用在了小梅姐妹身上。当初,为了不让小梅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感到尴尬,他费尽心思,说话时也小心地挑选语句。为了便于和小梅交流,他特地找几位女警察轮流给她打电话,这样就可以“更多照顾她的内心”。他也希望,这样能避免别人“说闲话”。

连他的女儿似乎也受到了父亲的感染。小梅到吴仁贤家做客时,女儿想送她些衣服,却又不好直说,于是就学足了吴仁贤的样子,装作漫不经心地告诉她,自己有些衣服穿不下了,丢掉又可惜,想给妹妹们穿。

随着小梅和妹妹们逐渐长大成人,吴仁贤忍不住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,担心她们面对诱惑时会学坏。但他又不敢直接表达这个意思。于是,在电话里,他会小心翼翼地暗示小梅,要靠自己的努力赚钱,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富。当听说小妹在广州实习时,他也觉得担心,希望小梅把他的话也说给妹妹听。

有时,为了把这番话说得更委婉,这个行事果断的刑警通常要考虑半天,费尽心思。直到听别人说小梅觉得对他的帮助“很自然,一点也不觉得尴尬”时,他才笑着吁口气,连说几个“那就好”。

而对小梅来说,除了“很忙”、“人很好”之外,她也说不出关于这个一直在帮助自己的杭州警察的太多特点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吴仁贤的面目在她心里一直是模糊的。

她对吴仁贤一直很有礼貌,连每次打电话之前,都要先发个短信问问他是不是方便。她很少跟吴仁贤提起自己在学校的烦恼。但她却总觉得吴仁贤是自己的亲人,只要想起那个说话慢悠悠的“吴叔叔”,心里就很踏实,“好像什么事都不用怕了”。

5年的时间里,吴仁贤和小梅很少向对方表达过这种关心和感情,顶多是说一些简单的问候。有时候,吴仁贤甚至会忍不住询问那些和小梅通过电话的人,打听一些小梅心里的想法。

但吴仁贤却会把小梅发来的问候短信存在手机里,并且拿出来向人们炫耀。去年,在一条节日短信里,小梅说:“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!”给别人念这条短信时,这个大男人会有点不好意思地呲着牙,摸摸头,然后承认心里“还是有点得意”。

吴仁贤在这种关系平静地持续了5年之后,最近,吴仁贤和小梅的生活突然有了一些变化。

2010年一次通电话时,小梅还是和往常一样简短地交待了一下自己的生活。但挂掉以后,吴仁贤却觉得不对劲,总觉得她声音有那么一丝不愉快。于是,破天荒地,他紧接着又把电话拨了回去。小梅在电话里哭了,这好像也是头一次。

之前,吴仁贤曾经听小梅随口说过几次,二妹的心脏有些问题,还为此耽误过一段时间的学习。这次,小梅告诉他,二妹的病情急转直下,已经住进医院,很危险。

这可急坏了吴仁贤。接下来的时间里,他为这件事操了很多心,帮她们筹钱,出谋划策。等到二妹的病情稳定以后,他又动用各种关系,想着要替她换一家医院,接到杭州来治疗。

与此同时,这份一直默默进行的善举,突然被更多人知晓。杭州市公安局一个网名“黄蓉”的女民警,在自己的微博上传播了这个故事。短短100来字,却一时间成了许多人争相转发的热门话题。

许多名人和普通人都关注了这件事,很多人都表示被“感动”。有家公司的老板表示,面对这么多负面新闻,自己的心已经有些麻木,但这一次却觉得“人间自有真情在”。也有人感叹:警察里面也有很多好人。

紧接着,媒体记者们纷纷找到了滨江公安分局。现任分局局长陆钧甚至不得不拒绝一些媒体的采访。此前,他们曾连续几年将这件事作为“爱民月”的典型来推广,但没引起过什么注意。这一次媒体和外界的反应,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。

吴仁贤也开始接受各种采访,有的是本地的,也有的从外地打电话过来。这让他觉得有点手忙脚乱。一开始,他把小梅的信息告诉了媒体,这成为他最后悔的事情。因此,他对后来的记者再三要求,不得透露小梅和妹妹的身份,不准和小梅直接联系,也最好不要提到她母亲的职业,因为在他看来,“保证孩子不受伤害是第一位的”。

这个自称一贯低调的警察担心,他本来只是想帮助3个孩子,但这样的报道会让人们误解他是个沽名钓誉的人。不过,他也盘算着,适当的报道,可能会对二妹的治疗有所帮助。

像往常一样,这个像“父亲”一样的男人开始替3个孩子精打细算。一家媒体帮他联系了杭州当地的医院,他表示同意,但必须首先签订保密协议,治疗结束前,不得泄露消息,也不能让记者来采访。

自从小梅在电话里哭过那次之后,吴仁贤觉得,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近了很多。他们通的电话越来越多,时间也比以前更长,以前不会提到的事,小梅现在也会告诉他一些。在电话里,他仔细询问二妹的病情,每一次反复都让他眉头紧皱,唉声叹气。他不厌其烦地告诉小梅怎样和医生交流,怎样替妹妹办休学手续,甚至几次都忍不住想赶到当地去替她们处理这些事。

5年来一直潜藏的一些感情,似乎随着这次危机显现出来。吴仁贤笑着说,以前看小梅的短信,好像没觉得多感动,现在被大家一说,再回头看,“自己居然也觉得很感动了”。

一度只是想“顺手做件好事”的吴仁贤,如今也觉得自己已很难再从3个女孩的生活中脱身。5年以来,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吴仁贤头上已经有了些白发,原先瘦小的小梅也比以前胖了不少。当年,小梅母亲被害的出租屋附近是一片建筑工地,如今,那里的住宅楼房早已拔地而起,每平方米售价超过两万元。

而那些发生在心里的变化尽管不那么明显,却更持久。小梅在电话里说:“我想我们会一直像亲人一样。”

(文中小梅为化名)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最新文章
相关阅读